塞缪尔·亨廷顿（1927.4.18--2008.12.24），英文名Samuel P. Huntington，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 年23岁时即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长达58年，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曾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作者。

人物生平

　　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 耶鲁大学两年半后旋即因“成绩特优”毕业，后赴 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 哈佛大学获 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哈佛大学 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 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 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论的 奠基之作，该书从 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 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1991 年，亨廷顿出版了《 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 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 1974 年 葡萄牙走上 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 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共产国际已经 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 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 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 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 难以抉择》、《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 民主的危机》等。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在 马萨诸塞州逝世，享年81岁。　平安夜辞世 　美国哈佛大学2008年12月26日发出公告，著名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于 平安夜辞世，享年81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 23岁即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长达58年，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 　　随着《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流行和之后9·11的发生，亨廷顿几乎和“文明的冲突”一词画等号。 　　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却是个例外，他创造出的词汇例如“ 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他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位政治学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响之大，使得他日前的辞世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矛盾的亨廷顿 　　很不幸地，他身后的名声主要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在被谈及时，他已被简化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会与他提出的最为人所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种简化的努力在便于记忆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却掩盖了他们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而“文明冲突论”自1993年提出后，给他带来的与其说是学术声誉，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争议甚至责难。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在其1968年发表的 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 警告说“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 坦率地承认：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倒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 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当然在他本人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统一于一颗固守现实政治的大脑之中。 　　 　“不祥的预言”：“9·11”事件与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本人非常低调，甚至以“腼腆”、“ 学究气”著称，但在论战中他总是言辞犀利，锋芒直指，虽然观点经常刺激大众的神经，他的立场却从不退缩。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他的观点已颇受争议，三年后他非但不后撤，反而以 洋洋洒洒四百页的篇幅更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此书的问世可说是一颗重磅炸弹，很快译成39种文字，引发一种“ 榴莲效应”——喜欢者很赞赏，而厌恶者对其抨击反对之多，几乎可以用“围剿”来形容。在冷战后 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 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 　　在政治领域作出预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其中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向。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的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客观地说，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人大多数并非反驳其论点本身，而是觉得亨廷顿的立场不够“政治正确”——在一个提倡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中，这个 危险人物竟公然泼冷水。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继承自西欧的 历史主义思潮；而他的反对者则愿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认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写《我们是谁》了——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战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 多元主义，称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忧虑美国这个熔炉将难以把新移民“ 合众为一”，这个“大 拼盘”也许最终将葬送美国立国的根本精神。 　　在这些观点中，无不可以看到一个基于现实政治原则的保守思维的身影。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 同班同学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都是这一类绝对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虽然很多人批评亨廷顿作出了一个危险的预言，但他声明自己仅仅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宁可要一个建筑在悲观之上的乐观，也不要一个在他看来忽视潜在差异和危险的盲目乐观。 　　 　亨廷顿： 　　 　“未来十年全球 　　 　政治焦点是文化” 　　2006年10月，亨廷顿接受了《 伊斯兰》杂志专访。 　　《伊斯兰》杂志：您提出 文明冲突理论，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一理论在“9·11”之后被人们一再提起。如今，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往往被看成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对抗”，您认为用您的理论来说明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对抗恰当吗？ 　　亨廷顿：有观点认为，未来十年国家间关系将更倾向于反省文化责任，他们的文化联结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对抗。我书中对文化冲突的论证是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很明显，权力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18世纪，欧洲的君主政体对抗着首先在美国后来在法国出现的共和政体。19世纪，不少民族与人民开始尝试定义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及创立体现他们民族性的国家。20世纪，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 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等，自由民主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被接受。那么未来十年全球政治关系的焦点会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 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国家间会加强合作，尤其是当他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时，这在欧洲会表现最突出。我认为，政治很大程度上会被文化相似性与对抗性所引导。